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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0节（第3页）

今年一月，我在香港，以鬯依俪赏饭，座上有梅子、黄继持、郑树森，茶余酒后，谈到了张爱玲。我说她离开大陆，是很自然的事。既然感到格格不入，不合则去，正是各行其是，各得其所。大陆曾经“运动”成风，到“文化大革命”而达于顶点，张爱玲留在大陆，肯定逃不了，完全没有必要做这种无谓的牺牲，我为此代她庆幸。但对她的《秧歌》和《赤地之恋》，我坦率地认为是坏作品，不像出于《金锁记》和《倾城之恋》作者的手笔，我很代张爱玲惋惜。这并不因为小说的政治倾向。我近年来有一种越来越固执（也许可以说坚定）

的信念：像政治、宗教这一类有关信仰的问题，应当彼此尊重，各听自便，不要强求，也决不能强求，谁如果确信自己的理想崇高美好，就孜孜以求地做去，不必害怕别人反对。《秧歌》和《赤地之恋》的致命伤在于虚假，描写的人、事、情、境，全都似是而非，文字也失去作者原有的光采。无论多大的作家，如果不幸陷于虚假，就必定导致在艺术上缴械。张爱玲在这两部小说的序跋中，力称“所写的是真人真事”，而且不嫌其烦，屡述“故事的来源”，恰恰表现出她对小说本身的说服力缺乏自信，就像旧式店铺里挂“真不二价”的金字招牌一样。事实不容假借，想象需要依托，张爱玲一九五三年就飘然远行，平生足迹未履农村，笔杆不是魔杖，怎么能凭空变出东西来！这里不存在什么秘诀，什么奇迹。海外有些评论家把《秧歌》和《赤地之恋》赞得一朵如花，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为小说暴露了“铁幕”后面的黑暗，如获至宝。但这种暴露也是肤浅而歪曲的，在大陆读者看来，只觉得好笑。清明的世界不会讳疾忌医。大陆不是天堂，却决非地狱。只要有点历史感，荣枯得失，一加对照，明若观火。“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张爱玲隔岸观火，并不了解她的攻击对象，而又要加以攻击，怎么能打中要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国内文艺界正在抛弃“为政治服务”的口号，而从来笔端不沾政治的张爱玲，反而作茧自缚。

三十年笾笾地过去了，作为张爱玲的忠实读者，我多么期待能看到她新的《金锁记》，新的《倾城之恋》。——“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下去”，我希望，“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有完”。

我在北方湛蓝的初冬，万里外，长城边，因风寄意，向张爱玲致以良好的祝愿，亲切的问候。

张爱玲传略于　青序　　言“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四十年代的上海，有一位红极一时的女才子，几乎在一夜之间，成为当时文坛富有传奇色彩的著名作家。随着她堪称“奇迹”的作品《传奇》、《流言》的问世，关于这位天才女作家的传奇般的传说便从此在海内外广为传颂，“流言”至今。

一位才华横溢的台湾作家因崇拜她曾专程去美国加州拜访她，却“云深不知处”般地三访始得其召见。

一位在她成名时的女友曾撰文写她奇装异服，以至到印刷厂去校稿样，使整个印刷厂的工人停了工。

海外诸多的华人作家都提过自己是“张迷”，其创作及其人已成为几代人推崇的偶像，时间愈久，魅力愈强，影响至当代不减。

由于她晚年独居美国加州柏克莱城，闭门谢客，深锁玉宫，被人们流传成为身穿纸做的衣服，因为害怕空气过敏，如同一个生活在真空中的神女，襄为新的“传奇”。

知道她的，凡她的便称为好，好得无法用语辞来形容，只能用叹词和摇头表示其好；不知道她的，一点不知，她的名字听起来普通到俗，不是笔名也不是雅名，使未闻其名其人者不由会反问，她是谁？

她的名字叫张爱玲，英文名字的中译，当时她母亲为她报名上学时匆匆起就的名字，却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用刀刻过般的名字，任凭岁月流逝，时代变迁，这一最普通的中国女人的姓名，伴随着她奇丽而又精美的佳作，流传到今日，并逐渐在风云中流露出她丰厚而又瑰丽的魅力。

张爱玲，这个被当时文坛称为奇迹的女作家，被而今文坛视为神秘的女性，就连注意到她的作品的人，也未必知晓她是清末著名“清流派”代表张佩伦的孙女，前清大臣李鸿章的重外孙女。出身官宦世家，却擅写平民甚至小市民的苦乐，而生活与其处世之道却又全然一种不同，其生命与生涯，又何尝不是一部真实的“传奇”，读了她生命与生涯的“传奇”，你便会全然明了何以张爱玲女士能在青春年华写出空前绝后的凄艳的佳作，你也会豁然明了什么是作家，什么是小说，什么是传世精品。

这样的一部“传奇”，其实早已在张爱玲女士自己的文章里被点点滴滴精制而成。细心的“张迷”读者，会从这些文章里心造一个超凡脱俗的奇女子形象。将这样的奇女，才女用秃笔画就，就不如还原一个中国奇女子的生活原景，让她自己活动其间，舒展生命，徐徐然让我们读清，读懂，一次生命之旅，一场历史话剧，从中领悟出最悲怆的人生之谜。

人生是舞台，个人逃不脱要扮演其中的某个角色。张爱玲却在这人生舞台上远远眺望着，她不是导演，却如同解说，用笔娓娓动听地为我们介绍过去的一场或正在进行的人生戏剧里的诸位角色，确切地说，亦或是审美。比如，她注重介绍的是女性的角色。介绍了带有“原罪意识”的女性们是如何因袭了生理、心理的历史陈迹，一代又一代在“原罪意识”中挣扎，堕落，沾沾自喜和陈陈相袭。她是在现代的屏幕上活现了一群女奴的群像。于是张爱玲便远远有别于同时代的众多女作家，她是一个不进入角色而在台下做解说的观众。固然，观众也是一个角色，这是我们将要从她的“传奇”生涯里辨认的，但当时的张爱玲女士，以这种生态观彼时的众生，无疑将是清醒而又冷静，因而也能真实富有历史感地为我们解读了一幕幕人生悲喜剧。

于是有人言：“鲁迅之后有她，她是一个伟大的寻求者。”

她寻的是，女奴时代谢幕后女性角色的归宿所在，她以否定现在生态下女性的女奴角色的方式，表达了她深深的渴望，渴望女性能挣脱历史的、文化的、生理的、心理的诸般枷锁的桎梏，成为自在的女性优美地生存。自然，这是我们的解读。

所以，张爱玲的这些作品曾被当时的评论家评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这是她用灵魂去读灵魂的所得。

我们读张爱玲的人生“传奇”，不知能否触摸到她生命的律动，这样一幅生动的生命之旅、灵魂绝唱，带给我们的，又将是怎样至善至美的收获。

第一章　民国奇女子一九二一年的上海，在一幢别致清雅的洋房里，传出了一阵微弱的婴儿哭啼声。谁也不曾预想，就是这个看起来并不特殊，听起来声音也细小的女婴，二十年后，会在十里洋场的上海腾空而起，成为文坛上的一代骄女，名噪一时，誉颂八方，成就了一段文坛传奇。

张爱玲，这个贵族的后裔，一个文弱的女孩儿，从来到世上的那一天起，就认定了她的传奇生涯和魔幻文采。关于她的故事和她写的故事，几乎从她降生的那天就开始了。

也许开始得更早些。

关于她的家庭，在张爱玲走红的时候，曾颇引起过一些人的议论。无论如何，曾经显赫的家族不会代表它的后裔们的价值，但它沉重的身影是不能不影响到被它的影子遮荫过的后人的。

张爱玲的祖父张佩伦（一八四八——一九○三），河北丰润县人，字幼樵、篑斋。同治进士。一八八二年为督察院左副部御史。同光之交，是“清流派”鼎盛时期。时法国侵略越南，觊觎我南疆，张佩伦上奏章十数篇，力主抗法，因与宝廷、吴大徵、邓承修等人常评议朝政，有“四谏”、“十朋”之称。

一八八四年中法战争时被派赴福建会办海防，同年七月，法国军舰侵入马尾港，而因张佩伦贻误战机使马尾港不战而败，马尾船厂被毁，成为历史上著名的“马尾战事”，因而被革职充军。其间作《管子注》二十四卷、《庄子古义》十卷。

光绪十四年（一八八八年）期满释归，任李鸿章幕僚。

张佩伦在戍边期间原配病死，放归后经李鸿章引荐与其女儿结婚，婚后即居天津寓。一九○○年协助李鸿章与八国联军各代表谈判，因在对俄态度上与李鸿章意见不合，遂回南京，称病不出。著有《涧于集》和《涧于日记》等。一九○三年谢世于南京。

这样的家族，难免不影响其后代。张佩伦之子即张爱玲之父便被熏陶出典型的遗少作风，染有弄风捧月之旧习气，更发展其性情暴戾、乖张等恶习。张爱玲的母亲，是清末南京黄军门的女儿，一个受西方文化熏陶很深，而又清丽孤傲的漂亮女子。旧习气与西洋化显然是格格不入。这样的一对夫妇，自然生成独具一格的家庭环境。张爱玲成长期间，直至后来完全脱离了它，后又用文字描绘了它。

小时候的张爱玲，便是一个奇特的孩子。她的才华甚或是生之俱有，如天地之生灵般通悟于诸事诸人。正如她后来所说：“我生来是一个写小说的人。”从爱玲的童年开始，上帝也仿佛要成全一个在二十年以后才出世的才女，无论从家事，从身世，都在张爱玲的周围，酿就了一个作家成长的环境。

张爱玲小名叫张瑛。周岁生日那天，张家的男女老幼，主仆妻妾皆围住这个在相貌上并不特别的清丽女孩。她是长女，必得隆重待遇。她要按照惯例在一张漆盘里选东西，以卜今后的前途，这是所有大家族望子孙成龙的最早期盼。小爱玲出乎一切众人所望，诸个兆示前程无量的什物她都滑手而过，独独拎起一个黄灿灿的小金镑。似乎这位尚在襁褓里的女婴就已认定，这是她将来生活的根本。

张爱玲生在上海，两岁的时候随家迁居北方，第一个家在天津。小时候的张爱玲，因是大家族中的第一个孩子，自然很娇贵。人们顺从她的脾气，使她有了一些怪脾气。虽不见得多么淘气，但那种典型的被宠坏了的脾气也时常发作，常常用手抓抱她的女佣。她在天津的家是一个旧宅，空旷而温暖，有一种“春日迟迟”之感。宅里的气氛也像这个张氏家族虽已衰败，但架子仍是搭得十足。这里充满了陈宅旧具，又文墨齐全，间或也有一些西洋的玩物与书本。因张爱玲的母亲喜爱西洋文化，爱弄风吟月的父亲也常有风雅。如书架上就有一本萧伯纳的戏书《心碎的屋》，她的父亲还在扉页上用英文留下他的题识：“天津，华北。一九二六。三十二号路六十一号。提摩太。c。张。”

张爱玲生活在这样一种书香与旧僚气并融的环境中成长，便如鱼得水般发挥了她善悟的天性，汲取了她成就自己的富足的养分。她三岁便会背唐诗，步履尚在蹒跚中便立在一个满清遗老的藤椅前朗吟“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她七岁时便会做小说，十几岁便看《红楼梦》、《西游记》，为不能选择音乐还是美术成为终身事业而苦恼。在《天才梦》这篇文章里，张爱玲记下了她作为早熟的天才的苦恼。

因了这样的大家庭，张爱玲幼时常接触的是仆人。她的自传性散文《私语》中对仆人的记忆满怀着一腔亲切。她的妈妈似的佣人“何干”，看小弟弟的“张干”，好玩的“疤丫丫”，给张爱玲讲《三国演义》的“毛物”，这皆是小爱玲给他们起的别号。尤其是那位看小弟弟的“张干”，使小爱玲在偌小年纪便有了一种本能女性意识。张干常有一些重男轻女的论调，这使爱玲不能忍受，每每要与张干争个清爽。毕竟是幼小孩童，争不过时，便自家发起志愿，一定要“锐意图强，务必胜过小弟弟”。碰到需要问张干的事情，便也执拗地不去问，“为了一种奇异的自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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