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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远东战场1（第2页）

而李晓峰却是对此腻味无比，为了大局对土耳其忍气吞声，现在又要对恶心人不偿命的老蒋忍气吞声，这么下去，苏联还算个什么战斗民族？对于这些敲竹杠的混蛋，就不能过于的怀柔，得让他们知道苏联不好惹，惹火了苏联直接就会掀桌子。

所以他断然说道：“我看中断对国民政府的援助就是非常必要的，从1939年以来，他们拿了我们援助的军火和资金，却一味避战，一门心思的排除异己。这样一伙人就是纯粹的流氓，对流氓客气，就是纵容他们更加流氓。我认为必须针锋相对的打掉他们的气焰，嫌援助少，那就别要。他们不要，有的是愿意抗日的中国人要……我认为苏联的援助应该更多的倾向于那些乐于也一贯积极抗日的势力，比如说土共。这些年他们在敌后进行的游击战打得有声有色，给鬼子造成了极大的麻烦。援助他们，更有意义！”

李晓峰算是把不少人想说又不敢说的话讲了出来，比如说伏龙芝，比如说捷尔任斯基，比如说古比雪夫。捷尔任斯基第一个表示赞同，从布柳赫尔和崔可夫那里了解了中国的真实情况，以及刮民党的腐败之后，铁面人是强烈地反对将苏联宝贵的财富送给一群敲骨吸髓的食人魔。

“这是对苏联人民和渴望自由的中国人民的犯罪，苏联政府正在援助一个极端腐败的军阀头子，这是耻辱！”

托洛茨基和斯维尔德洛夫又对视了一眼，其实他们也对老蒋和刮民党没有任何好感，只不过他们觉得应该先顾全大局，这个时候需要忍耐！

可是古比雪夫和伏龙芝都表示已经无法忍耐了，古比雪夫说道：“安德烈同志说得很对，我们的忍耐只能助长刮民党的嚣张气焰，只会让他们以为可以予取予求。这是极端错误的，苏联应该清楚的告诉他们，什么是可以忍受的，什么是坚决不可接受的，应当给他们一个教训了！”

伏龙芝也补充道：“根据我从布柳赫尔和崔可夫同志那里获得的情报看，刮民党军队战斗力十分堪忧，在国难当头的时刻，相当一部分军官想的不是保家卫国，而是大发国难财，甚至还搞出了所谓曲线救国的闹剧。这样的军队能为苏联红军分担多少压力是值得怀疑的，政治局确实应该考虑挑选更合适的伙伴，至少不能将所有的鸡蛋全都放在一个篮子里了！”

这下托洛茨基和斯维尔德洛夫就有压力，因为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都表示很难继续信任刮民党，也坚决拒绝他们的讹诈，哪怕是他们也得考虑集体的意志。

很快他们只能表示让步：“那就让崔可夫同志去向重庆方面表明苏联政府的态度，敦促他们真正的履行责任和义务吧！”

不过李晓峰依然不喜欢这个表态，他立刻说道：“这还不够，我们应该立刻派遣要员前往延安，同土共进行接触，一方面为未来的合作打下基础，另一方面也可以让土共在抗日问题上给重庆方面施加压力！”

斟酌了一番之后，托洛茨基和斯维尔德洛夫勉强同意了李晓峰的建议，在散会之后，以政治局的名义给崔可夫发电，让他正面同重庆交涉，另一方面也请他去通知土共驻重庆办事处的周公，做好两党高级首脑接触的前期准备工作。

那么老蒋对此是个什么态度呢？实话实说，态度是相当的恶劣，你还别说蒋委员长对日本人狠不起来，对自己的盟友那真心是“气壮山河”，历史上对于敢直言国民党问题的史迪威，老蒋是没好脸子的，一再地要求将其撤换。换句话说，老蒋是吃硬不吃软。

这一次，当崔可夫表达了苏联政府的高度不满之后，老蒋反而愤怒了，同崔可夫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最后的结果自然是不欢而散。而崔可夫在会谈结束之后，也直言不讳地告诉莫斯科：“蒋某人不会是苏联的战友！”

在崔可夫下了这个结论之后，李晓峰再次提出，应该增强对土共的援助，和不靠谱的刮民党相比，土共毕竟是自己人。不过托洛茨基和斯维尔德洛夫依然没有完全下定决心，认为在中国问题上不能过于草率，必须要给刮民党足够的耐心，在他们的建议下，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紧急访问华夏，试图最后一次做刮民党的工作。

多年以后李维诺夫回忆起这次出访的经历时说道：“那不是一次愉快的履行，抵达重庆之初，我就能察觉盘踞在重庆的这个政权暮气沉沉，亲自接触过刮民党的大员之后，我愈发地对这个政权没有信心，直到同蒋会面之后，我的所有信心都不复存在了……”

李维诺夫在重庆逗留了五天，期间这位外交家按照托洛茨基的吩咐，尽一切可能让国民政府放弃那些不切实际的要求并切实履行抗战义务，但很可惜，他的努力是足篮打水。重庆方面对于抗战兴趣不大，他们更想要的是军火和经济援助，以及打击土共。

“事情已经很明显了，刮民党并不是我们要找的战友和伙伴，”李晓峰在政治局会议上说道，“从本质上说这个政权只是想不劳而获，只想要好处而不想履行义务，同他们合作的效率十分低下，是时候选择真正可靠的伙伴了！”

这一次连托洛茨基和斯维尔德洛夫都不谈什么大局了，谁让刮民党根本就不在意什么大局呢？在这次会议上，讨论的焦点从该不该继续深入的满足刮民党的需求，转变为，怎么样才能让土共的抗日武装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有很多，”伏龙芝首先发言，他说道：“我们同延安方面并不直接接壤，不太可能从陆地上直接给予军事援助。而空运的消耗和运力又相当有限，而且延安方面也没有大型机场。我们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如何援助延安的问题。”

顿了顿，伏龙芝继续介绍道：“军委和总参谋部经过讨论，暂时得出了两个方案，一个是通过新疆的盛世才取道甘肃、宁夏进入陕西，另一个是直接打通内蒙通道，修筑一条战时公路通往陕西。这两个方案中，第一个容易实现，但是潜在的风险很大，盛世才并不可靠，而且甘肃、宁夏又是西北三马的地盘，甚至可以预见刮民党的中央军也会想方设法的给我们制造麻烦。至于第二个方案，需要向内蒙方向发动进攻，而伊尔库茨克地区我军兵力有限，哪怕有蒙古军队配合，也显得过于薄弱。尤其要考虑到日军不会眼睁睁地看着我们援助土共，很有可能会引起规模大持续性很强的战斗……”

伏龙芝的意思很清楚，援助土共并不简单，不管哪一种方案都有大问题。尤其是第二种方案，在苏联兵力本来就吃紧的伊尔库茨克军区，这么搞风险很大。尤其是外蒙古在这一片黄沙漫漫，要想穿越沙漠修建和维护一条公路难度很大。

经过一番讨论，政治局还是通过了第二个方案，不过同时也决定，修路不可能一蹴而就，这需要时间。而因为刮民党的不可靠，为了给中国战场上的日军施加压力，就必须要八路军和新四军承担更多的责任，比如再多搞几次类似百团大战那样的战役。不过从1940年发动百团大战之后，土共一度相当的艰难，这简直是强人所难了。

“加强空运，尽可能多运送一些武器和物资。”这就是政治局的决定，当然，这仅仅是联共（布）的决定，具体能不能开展，还要看土共的意思。不过在这一点上，土共确实比刮民党积极，虽然表示困难相当大，但是愿意配合苏联老大哥。

这样的表态让托洛茨基非常高兴，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果然还是只有自己的同志，只有无产阶级的革命同志才能靠得住！”

当然，老托也是个厚道人，土共给面子，他也不会坑兄弟，从7月份开始，利用空运向延安输送了大批武器和弹药，其中相当一部分都是专门用于打碉堡的“重武器”，因为根据百团大战的经验，八路军的攻坚能力有限，迫切地需要能够摧毁碉堡的轻型火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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