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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一论农工商求追读（第3页）

上午。

朱元璋在奉先殿处理政务时，如常收到两条新的引导信息。

“士农工商在治国上相辅相成，士农且不说，工业强大，可生产更多更好的农具兵甲，也可将农产变成更值钱的工业品”

“商业繁荣，各地便可充分交换有无，物尽其用！还可将工、农产品卖到国外，富国富民！朝廷商税亦增，一举多得！”

看到这番话，再结合昨日的两条引导信息，朱元璋算是明白那神秘人的想法了。

神秘人并非否定士农重于工商，而是认为工商对强大国家同样重要，不应太过轻视。

理解了引导信息的实际意思，朱元璋便深思起来···

大明自开国以来，再到如今，相关政策一直是“重农抑商”，这是毫无疑问的。

不过，重农抑商之策却非大明首创，历朝历代大多如此。

即便是被尊为商贾之祖的管仲，都在《管子·治国》中说明，治国之道，农为本，商工为末。

又因为农户辛劳终年，所得远不如工、商，故百姓本就容易抛弃田地行工商之事，既“舍本逐末”。

并认为“舍本事而逐末事，则田荒而国贫矣”。

另外，“士农工商”四民之分，贱籍之设，皆起于管仲。

再说近的，赵宋之商业繁荣在历朝历代中都算拔尖儿的。

即便如此，其享国三百多年来也都是一直以农为本，重农事远过于工、商。

所以，大明重农抑商，绝非他朱元璋一己之喜好，而是参考历朝历代之成败，再结合大明此时状况，才定下的国策。

另外，大明虽抑商，却也恤商，而非如赵宋、胡元那般，对商贾放任自流却苛以重税。

而大明抑商之策，其实勉强只能找到两条。

其一，商贾只需穿绢、布，不得穿用丝绸等，在衣物选择上比农户少好几样。

其二，商贾出行，须得申领得路引，以备查验。

朱元璋承认，在衣冠规定上，他确实有贱商之意。因为唯有如此，方可倡导百姓勤于农事，勿羡慕经商之利。

至于路引之制，同样是为了让百姓安于乡土种田务农，勿要四方流动，减少引发动乱的可能。

可以说，衣冠、路引之策都并非单纯为了抑商，而是顺带。

反倒是恤商政策，专为之出。

如商税，只定三十取一。

又如在南京城内，设十余市场，方便商贾买卖交易。

再如严令官吏不得勒索、剥削商贾。

洪武八年时，一南雄商贾贩货入京，经长淮关，吏员以征税扣留，数月不放行。商贾无奈，诉之于官。

后来事情奏到他这儿，他得知商人已经课税，吏员乃无故扣留，便下令杖责相关官吏，罚其俸禄以偿商人。

所以，朱元璋自认为，他对待商人并不算太差，对商业也非一味压制，而是“约束为用”。

他这般做法，纵然未做到那神秘人所说的重视工商，却也不算有大错吧？

想到这里，朱元璋拿出一张白纸，在上面写了如下问题——

“阁下应知我大明当下工、商之策，百工之事先不谈，咱先说商事——我大明虽有抑商，却也恤商，何错之有？”

“此外，经商得利易于种田，朝廷若太过重视商业，不加以限制，百姓趋利，必多抛田业经商，由此荒废田地。如此，如何能重商而不废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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