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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 林丹汗 蒙古帝国最后一道光芒（第1页）

一、即位之初

林丹汗即位之时，正值蒙古内部权力分散且外部压力重重的关键时刻。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年仅十三岁的林丹汗继承了汗位，成为蒙古大汗，他继承的是一个已经衰败的汗国。此时的蒙古汗权不再像昔日那样强大，各部落各自为政，其中科尔沁、内喀尔喀、土默特、鄂尔多斯等部已经不再完全服从于蒙古大汗的指挥，而仅仅是名义上的共主。这些部落中，有的已经倾向于独立，有的则与后金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漠西的瓦剌部依然保持着与北元的敌对状态。

林丹汗即位之初，在明朝的官方记录中也有所体现。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十月，明朝兵科都给事中宋一韩在其奏文中提到林丹汗，称其为“凌丹憨新立”，暗示了林丹汗刚继位不久且尚未树立权威的事实。同时，宋一韩还指出，尽管当时的蒙古内部存在分裂，但由于土蛮（布延汗）去世，明朝暂时得以喘息。宋一韩认为，林丹汗作为一个“穷饿之虏”，尚未获得足够的实力来应对复杂的局面。

次年七月，兵部尚书萧大亨也在上疏中分析了边防形势，提到了林丹汗“幼憨嗣立，懦弱未威”，这意味着年轻的林丹汗尚未能够建立起强大的个人权威来统领蒙古各部。这种描述反映了明朝对林丹汗早期统治能力的看法。

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辽东巡按熊廷弼在报告中也提到林丹汗“尚不能统众”。这表明，在林丹汗即位后的几年里，他仍然未能有效地团结蒙古各部，也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应对明朝或者后金的威胁。

二、崛起壮大

林丹汗即位数年后，其威望与实力逐渐提升。万历四十年（1612年），林丹汗首次率军三万侵入明朝边境，虽然此次行动未能取得显着成果，但显示出了林丹汗扩张领土的野心。随后的几年里，他继续加强自己的军事力量，并在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秋天发起了更加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这一年，林丹汗亲自率领数万军队，连续三次袭击明朝边境，从广宁到锦州的战线绵延数百里，声势浩大，明朝方面对此表示震惊，称林丹汗为“虏中名王，尤称桀骜”。

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林丹汗送回了之前掳掠的明朝人口，并获得了与明朝进行贸易的权利。这一举动不仅缓解了与明朝的紧张关系，也提升了他在蒙古诸部中的声望。

值得注意的是，在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的军事行动中，林丹汗与内喀尔喀五部盟主卓里克图洪巴图鲁（明朝称为炒花）联手，显示出内喀尔喀已经屈服于林丹汗的控制之下。这一时期，林丹汗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自己的汗权，包括修建都城察汉浩特（意为“白城”，位于今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境内的查干浩特城址），并使用《图们汗法典》约束诸部，促使漠南诸部重新向大汗朝觐。林丹汗的理想不仅仅是加强察哈尔部的力量，而是要恢复成吉思汗的霸业，这一点从他的尊号“神中之神全智成吉思隆盛汗”、“林丹呼图克图圣武成吉思大明薛禅战无不胜无比伟大恰克剌瓦尔迪太宗上天之天宇宙之玉皇转金轮法王”中可见一斑。

同样是在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林丹汗在西藏萨迦派僧侣沙尔巴呼图克图的劝说下，从原本信仰的黄教（格鲁派）改宗为红教（萨迦派，广义上与宁玛派、噶举派皆属红教）。当时，黄教已经在蒙古地区传播了几十年，拥有深厚的根基。林丹汗的改宗行为无疑加剧了信奉黄教的蒙古诸部对他的离心倾向，这对他的统一蒙古大业产生了不小的阻碍。

三、交恶后金

随着努尔哈赤在东方建立起后金汗国，林丹汗面临了一个新的强大对手。努尔哈赤不仅对明朝构成了威胁，同时也对林丹汗的统治造成了压力。努尔哈赤通过与科尔沁、内喀尔喀等部的联姻，逐步削弱了林丹汗在蒙古诸部中的影响力。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努尔哈赤发动了对明朝的战争，明朝在萨尔浒之战中遭受惨败，辽东地区岌岌可危。明朝开始考虑利用林丹汗来对抗努尔哈赤。同年九月，明朝辽东经略杨镐提出了“制东夷在先款西虏”的策略，旨在利用林丹汗的力量来牵制努尔哈赤。随后，户科给事中应震、山西道御史冯嘉会、兵部尚书黄嘉善等大臣纷纷提出“以夷攻夷”的策略，试图通过支持林丹汗来达到牵制后金的目的。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努尔哈赤在萨尔浒之战和开原之战之后，率军围攻铁岭。内喀尔喀部中最强大的宰赛率万人支援明朝，但抵达时铁岭已经失守，宰赛在与后金军交战中大败，本人及其两个儿子被俘。同年八月，明朝的重要盟友叶赫部也被努尔哈赤击败，这迫使明朝将注意力转向林丹汗。

同年秋天，明朝派监军王猷带着四千两白银出使察汉浩特，希望与林丹汗结盟。林丹汗起初以病为由不见明朝使臣，并拒绝接受谕帖，试图抬高谈判的筹码。最终双方达成协议，明朝每年提供四千两白银给林丹汗，以换取他对广宁城的保护。次年，明朝将赏银提高到了四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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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明朝结盟后，林丹汗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十月派遣康喀尔拜虎携带国书出使后金。在这份国书中，林丹汗自称为“四十万蒙古国之主巴图鲁成吉思汗”，蔑视努尔哈赤为“水滨三万女真之主”，宣称广宁城已经被他降服，并警告努尔哈赤不要侵犯广宁。这份国书的傲慢态度激怒了后金的诸臣，努尔哈赤当时正忙于利用在铁岭之战中俘获的宰赛等人质，以要挟内喀尔喀与自己结盟，因此没有立即回应。

次年正月，努尔哈赤正式回复林丹汗，他在回信中数落了明朝灭亡后蒙古汗廷的困境，并怂恿林丹汗与自己结盟共同对抗明朝。林丹汗没有回应努尔哈赤的提议，并扣留了后金使臣硕色乌巴什。努尔哈赤误信内喀尔喀传来的谣言，以为硕色乌巴什已被林丹汗杀害，于是斩杀了林丹汗的使者康喀尔拜虎。不久之后，硕色乌巴什逃脱回到后金。这一系列事件导致后金与林丹汗察哈尔部之间的关系彻底破裂。

四、联明抗金

林丹汗与明朝的合作主要基于相互的利益需求。努尔哈赤占领沈阳后，林丹汗意识到这是一个展现实力、获取明朝支持的机会。天启元年（1621年）春，当努尔哈赤准备进一步攻取辽阳时，林丹汗命令蒙古左翼三万户的大臣锡尔呼纳克杜棱洪台吉率领内喀尔喀卓里克图、达尔汉巴图尔、巴哈达尔汉等2000骑兵前往沈阳，目的是解救仍被拘禁的宰赛。

蒙古军队抵达沈阳城下并与守城的后金士兵交战，但因担心努尔哈赤的援军到来，很快就撤退了。八月，内喀尔喀五部以一万头牲畜作为赎金，从努尔哈赤那里赎回了宰赛。这一失败不仅削弱了林丹汗在蒙古诸部中的威望，也让他意识到与后金对抗并非易事。

努尔哈赤在占领沈阳后，计划进一步占领广宁。当时明朝的广宁巡抚王化贞非常信任林丹汗，相信林丹汗能够出兵四十万相助，并承诺给予林丹汗一万两白银的奖励。然而，辽东经略熊廷弼则认为不应过分依赖蒙古力量，主张加强明军自身的实力。

天启二年（1622年）正月，努尔哈赤发动了对广宁的大规模攻势。王化贞仓皇逃离广宁，而林丹汗先期派出了一万军队支援广宁，另有两万军队因为雪阻未能及时到达。当林丹汗的援军赶到时，广宁已经落入努尔哈赤之手。

林丹汗的军队随即转而守卫山海关，并继续与明朝协商夺回广宁后的赏赐事宜。明朝为安抚林丹汗，预计的花费达到了百万两白银之巨。尽管如此，明朝并不寄希望于林丹汗能够有效地牵制后金。例如，袁崇焕曾评价林丹汗虽有数十万兵力，但在纪律性上远不及努尔哈赤的军队，因此他建议林丹汗不要与后金进行正面交锋。

五、内部纷争

广宁之战之后，后金对明朝的攻势暂时放缓，而蒙古内部的矛盾开始显现。林丹汗对内喀尔喀与后金之间的通婚和结盟感到忧虑。他指责管理左翼三万户的大臣锡尔呼纳克杜棱洪台吉没有妥善管理，甚至怀疑他与努尔哈赤有秘密联系。这加剧了蒙古内部的分化。

天启二年（1622年）二月，锡尔呼纳克杜棱洪台吉带领三千多户投奔辽阳城，归顺了努尔哈赤。随后，内喀尔喀的其他部族也开始陆续投奔后金。与此同时，乌珠穆沁部的翁衮都喇尔子多尔济车臣济农和他的叔侄塞棱额尔德尼台吉因与林丹汗不和，率领部众投奔了漠北外喀尔喀。苏尼特部的素塞巴图噜济农、浩齐特部的策凌伊尔登、阿巴噶部的都思噶尔札萨克图济农等也离开了林丹汗，投奔了漠北。

此外，林丹汗与蒙古诸部之间的贸易关系也出现了问题，他的货物被喀喇沁部多次劫夺，而喜峰口插赏贸易的份额也被侵占。这些事件进一步削弱了林丹汗的权威。

面对蒙古内部的危机，林丹汗决定首先解决内部不服从的部族问题。他认为：“南朝止一大明皇帝，北边止我一人，何得处处称王？”这意味着他当务之急是要统一蒙古。内喀尔喀五部虽然与努尔哈赤结盟，但仍与明朝保持联系，并且拒绝断绝与察哈尔的关系。为此，努尔哈赤于天启三年（1623年）四月对内喀尔喀发动了惩罚性的攻击，杀死了扎鲁特部的台吉昂安。内喀尔喀盟主卓里克图试图与林丹汗联合复仇，但林丹汗并未积极响应，反映出他不愿意直接与后金对抗，而是专注于内部稳定。

林丹汗最大的内部挑战来自于奥巴台吉领导的科尔沁部，该部与后金的关系日益密切，并于天启四年（1624年）正式与努尔哈赤结盟。同年十月，林丹汗派绰尔济喇嘛与奥巴谈判，但没有达成一致。随后，林丹汗率军征讨科尔沁部，奥巴向后金求援。努尔哈赤派兵五千支援，但实际上并没有真正保护科尔沁部。得知后金出兵的消息后，林丹汗不愿与后金直接冲突，于是撤退，解除了对科尔沁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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