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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部分（第3页）

赖利就把从布尔什维克手中“解救俄罗斯”的事业视为自己的“神圣职责”。战争

末期，在和英国秘密情报处处长曼斯菲德尔·卡明的谈话中，赖利说道：“我觉得

我还能为自己的国家效一点力，我要将罪孽生命的剩余时间献给这项事业”。但对

于赖利这种狂热以及他那种对奇怪行动的向往（比如他想把列宁和托洛茨基扒光衣

服去遭众人鄙薄的计划），卡明是持鄙视态度的，而外交部的官员们对此更是有过

之而无不及。卡明决定不给他分派工作，因而他同秘密情报处的联系在和平时期也

就无足轻重了。

战后几年间，赖利主要做些买卖。他往返于美洲和欧洲之间，有时出口些捷克

收音机，有时卖些叫“古马格索兰”的神药。但是他想以此积蓄财产的希望却不曾

实现。同时他还制定了一些不切实际的推翻布尔什维克的计划。二十年代初，他与

鲍里斯·萨温科夫保持了紧密联系，正是赖利不顾卡明和外交部的指示，在1922年

将萨温科夫带到英国。与高层官员进行了整整一轮谈判之后，他在很奇特的情况下

与劳合·乔治在其郊外总统府里见了面。渐渐地，赖利和现实情况脱离了联系。据

他的一位女秘书埃列奥诺拉·托耶讲，赖利有“好几次出现严重的精神失常并产生

幻觉”，“有一次他认为他就是基督耶稣”。但是苏维埃的情报部门把赖利这些推

翻布尔什维克制度的古怪的计划并不视为是其脱离现实的一种表现，而是当作英国

秘密情报机构进行阴谋活动的证据，并认为它们和政府最高层有着脱离不掉的干系。

直到今日赖利在克格勃内仍享有不应有的“超级间谍”之誉。1924年“托拉斯”的

行动主要目的是中立赖利，而为此需要将他诱骗到俄国来。

帮助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抓获赖利的人之一，是毫无戒备之心的埃内斯特·博伊

斯大尉。在1918年赖利试图实施其冒险的计划之时，他任秘密情报机构驻莫斯科情

报站站长。作为一名政治上并不十分成熟的人，博伊斯被表面现象所迷惑，对赖利

的装腔作势和显示出的勇敢印象十分深刻，而未能现实地评价他那些为了推翻布尔

什维克的不切实际的计划。1919年，博伊斯领导了秘密情报机构驻赫尔辛基的情报

站——这是英国情报机构进行反俄活动的主要中心。　他不仅对赖利有所青睐，　对

“托拉斯”的活动也表现出了极大热情。甚至是在1924年8月对萨温科夫公审之后，

博伊斯依然没有改变自己对“托拉斯”的态度，坚持认为，这个组织的影响以及其

拥护者的人数（其中包括在苏联政府成员中的）还在呈增长趋势。尽管秘密情报机

构的上司曾禁止博伊斯参预赖利的冒险行动，但他全然不顾，在1925年1　月给赖利

写了封信，请他与巴黎的“托拉斯”的代表们会面。赖利当时还在纽约，他所有的

计划都像纸糊的房子一样坍塌了。三月份，他给博伊斯的回信中写了自己“凄惨的

现状”，并宣称：“我准备在任何时刻，只要遇上可靠的人讲认为这是真正可行的

事，就会抛开一切，将自己的全部都献给为‘辛迪加’（‘托拉斯’）的利益而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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