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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部分（第2页）

令狐绹走进殿来，皇上正在榻上读书，“贤卿入座。”令狐绹行礼已毕，在一旁恭敬地坐下。

皇上放下手中的书，凝神望了他一会，道：

“贤卿从江表来，不知对彼处民情吏政有无考察否？”皇上略略顿了一下话头，接着又道：“朕常思四海之大，九州之广，虽明君也难能自理，故尤需贤臣良弼的辅佐。”

说到这，皇上正眼瞧着令狐绹，意味深长地道：“然朕近来留意朝廷，却未见有忠赤之士。”

令狐绹心里一慌，急忙离座降阶而伏，口道：

“圣意如此，微臣便是有罪了！”

皇上一见效果达到，话锋立时一转：“卿甫为翰林学士，方才之言，本不相及！贤卿不必如此，上来就座。”

令狐绹口里惟惟，心中却是忐忑不已。

天子命宫人以玉杯斟酒赐与令狐绹，令狐绹山呼万岁，一饮而尽。

皇上望了望放在榻上小案上的书，有意岔开话题：“朕听政之暇，未尝不披寻史籍。”他拿起两册，又接着说：“这一册是先朝所述的《金镜》，此册为《尚书大禹谟》。”皇上随意翻开其中的一卷：“贤卿读过《金镜》否？”《金镜》乃本朝英明之主太宗皇帝手撰的一部治国经验之谈，与后人记述的《贞观政要》一样，都是历来君臣取法贞观之治的必读经典。《尚书》则是先王先圣的言行纪录，也是垂范百代的不二宝鉴，《大禹谟》是其中的一篇。

令狐绹暗自庆幸：还好自己对这部书下过功夫。遂胸有成竹地回答道：

“文皇帝此书，讲的是治国治身的至理。微臣披阅诵讽，不离于口。”令狐绹话中的“文皇帝”就是指太宗，太宗皇帝庙号“太宗”，谥曰“文”，所以有这样的称呼。

天子十分高兴，“卿试举其要。”

令狐绹朗声而读，果真是烂熟于心。当他读到“乱未尝不任不肖，理未尝不任忠贤。任忠贤，则享天下之福；任不肖，则受天下之祸”一段时，皇上摆手示意他停住。

“朕每至此，未尝不三复然后已。《尚书》上也说：‘任贤勿贰，去邪勿疑’，欲致升平，当以此言为首！”

令狐绹当然称颂不已。

第六章　宣宗皇帝：最后的辉煌最后的辉煌（4）

宣宗的好读书又非是当年的文宗所能比拟的。文宗血气方刚，追求的是一种完美的理念；而宣宗披览史籍，却完全是寻求一种技巧上的借鉴，两者性质不同，效果也就大相径庭。

谁都知道要“任贤去邪”，可怎么个“任”、怎么个“去”？再说，即使有了贤明的辅弼之臣、忠直的清明之士，国家就真能治理？前代的李德裕就是个例子，最后还不是功高盖主，而使天子退居其后！宣宗相信书中所总结的这个原则，但是他却自有他的方法。他对令狐绹说：

“朕想知道朝中百官所有人的姓名。”

这就是了，宣宗确实不笨，他在十六宅度过的日子没有白费，他早就深思熟虑过其中的手段和必需的原则了。任何事情都必须做到心中有数，也只有这样，他才是真正的天子。

令狐绹很为难：“六品以下的官员太多了，皆由吏部造册登记：五品以上，方由中枢制授。这部分倒有一种名册，称作‘具员’。”

皇上心里有数。送走了令狐的第二天，他立即命宰相撰就《具员御览》一册呈上，放在案头，时时翻检。

可见宣宗不是一般的人，他的极高心智已经开始逐渐显露，这件看起来很小的事情就是一个信号。

第一步是确立一种原则。宣宗选择的是“法”。

自古而来的传统皆反对法治，因为治以法，则必伤乎道德，而帝国的基础正建立在一系列的伦理制度之上，法既不能绝民刁顽，也无助于人君教化。所谓“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不过，宣宗却不以为然，他的想法是，若以铁腕治国，就少不了法。

早在即位不久的大中元年正月，京畿大旱。皇上为此减膳食、出宫女，祷告上天，仍不见好转，于是想到赦免囚犯。便命宰相卢商与御史中丞封敖疏理京城系囚。但其时任大理卿的马植却上疏称：有些重犯，罪有应得，似不可一概宽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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