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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6章 伐元十毒计（第1页）

藩王造反？不，王锡爵才不打算真的怂恿此事。且不说如今的藩王们早被朝廷当猪养了百数十年，懂得如何打仗的不说一个没有，但至少有能力闹出造反这规模事态来的，那是真的一个也找不出来。

大明朝廷在各地藩王所属区域都部署有重兵，而藩王本身的所谓军队全都只有数百人的护卫。这些护卫名义上很多是世袭的，但更多的早就不是世袭，而是如层层转包一般随意雇佣而来，不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就是游手好闲的无赖，让他们上战场怕不是比让老母猪上树还难。

就凭这群废物，也配造反？当地卫所兵再怎么不堪，搞定他们也不过易如反掌。与其把心思和力量花在这种丝毫没有成功可能的事上，还不如搞点真正的大新闻。

王锡爵挑中的目标，是漕工。

早年大明朝的首都在南京，地处中国经济中心，“四方贡赋，道近而易”，此时朝廷实行海运，将粮草运输到北方，主要是作为军粮使用。

到了成祖迁都北京，伴随着数十万军队与中枢朝廷工作人员以及皇宫服侍人员一并前往。北方粮食开销剧增，朝廷经过几番讨论，最终因为运量过小、海盗倭寇、海上风浪触礁等问题下，放弃海运实行河运。

这一政策虽短时间给北方供应带来了稳固和便利，但从原历史的轨迹来看，也成为中后期大明难以改革的弊政，影响了大明的长远发展，是一个弊大于利的制度。

关于河海运输问题的争论在当时就达到，而停止海运的决策到底是如何做出的？事实上，早在洪武六年，因为海运辽响船失事问题发生，彼时还存在的中书省便奏报请求在北方加紧屯田以减少海运。

到了洪武二十七年，辽东二十一卫粮饷基本自给，于是在洪武三十年停止海运。永乐元年，北京粮储不足，朝廷不得已再开海运，以平江伯陈煊为总兵官督理海运，大船从南京扬帆起航。

起坏头的是永乐元年七月，户部尚书郁新提出了运河输粮法，即利用漕船从淮安入淮河，经黄河至卫河北上入海河，再陆路至北京。不过，由于这个路线需要多次转运，即便好大喜功如朱棣也担心会太过于劳民伤财，于是否决掉了。

当年八月，陈煊由海上输送五十万石粮饷安全到达北京，给了朝廷坚持海运的决心。可海运风险太大这个客观环境的存在，使得一直有人建议重修大运河。

最终，朝廷用工26万人，历时6个月，疏通了济宁至临清385里的会通河，同时根据地势高低，修建水闸38座“以时蓄泄”。

于是永乐十年时，工部尚书宋礼力再次指出海运的弊端，提出调整河海比重。又有平江伯陈煊治理淮河河道成功，可使3000艘漕船同时出动，载粮400万石，畅通无阻。

到了永乐十三年，经负责财政、运输的官员们多次请求，大明朝廷停止海运、改行漕运，大运河真正成为了南北经济大动脉。在此后近两百年里，虽然海运也偶然会重启，但漕运始终还是主流。

这一情况直到高拱当政那段时间，由于彼时黄河不断泛滥，漕运动不动就便堵塞不可行，严重威胁了京师及九边粮食安危，这才不得已重新实施了“河海并行”的策略。这个策略的特点是不废除漕运，但加强海运输送。

本质上来讲，高拱当时是“漕运为主，海运为辅”，至于实际运粮比重，大抵是漕运约占五分之三，海运约占五分之二。

郭朴时期萧规曹随，这个局面大致没有变化张四维时期基本也没调整，但进一步加强了海运物资的种类，把南方不少实物贡赋也放进了海运。比如江南某地御贡茶叶、丝绸这一类。这样一来，海运的总运输量虽然增加不明显，但运输价值明显大有提升。

到了申时行时期，他面临严重的纠结，因为心学派内部对于这件事出现了地域争议。

南直隶长江以北的地区包括扬州、淮安等地，坚决要求申时行提高漕运比例长江以南的地区包括南京、杭州乃至于淞沪老家，则强烈要求增加海运规模，尤其要求申时行确保高价值产品走海运而不能走漕运。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争议？其实不难解释，利益罢了。不过此处还是得先说一下大明的漕运体系到底是怎么运行的，这个争议才好说清楚。

漕运体系刚开始被视为军事工程，运送粮饷的人员都是军人，由前海运总督陈煊出任漕运总兵官，他一直担任这个职务长达三十年。

英宗正统四年1439年，朝廷以济宁为界，南北各设一名侍郎管理漕运次年设置由文官担任的漕运总督统筹事宜，其军事管理职能大大降低。漕运总督不设置固定的办公地点，不定期巡视临清、济宁、徐州、扬州等地的漕运行署衙门。

宣德以后武官漕运权被文官取代，实行文武双轨制，但实际上作为拥有超大权力的漕运总督是地位远远高于漕运总兵的。到了万历年间，由于海运兴起，占了五分之二比重，漕运总兵废除，一切事宜均由文官负责。

漕运总督地位极高，原历史上大明朝有99位曾任漕运总督的官员，其中30余位后来都入阁拜相。

由于大明财政体系设计得十分差劲，全国税收绝大多数来自于土地税，而同时农业税率又偏低，所以国家财政收入基本不会超过3000万实物粮税被等价计算的情况下。这3000万有1200万被地方政府截留，北方上缴的800万直接供应九边军队，剩下1000万在南方征收后经过漕运输送820万到北京。

漕运方式经历了多次改革，永乐十三年到宣德五年实施的是“支运法”。停止海运后，粮食仅通过运河输送，然而运河的输送量是有限的，于是朝廷就要求各地将上缴的粮饷运到淮安储备起来，然后分批输往北京你看，淮安为什么要求提高漕运比例，答案的主要部分就在这里。

宣德五年至成化七年实施“兑运法”，此时朝廷好像意识到了百姓长途输运的负担过大，于是推行由军队直接运送漕粮，但是需要百姓自行承担损耗，结果从实际上来说也并没有减轻负担。

成化七年开始直至现在朝廷都施行“改兑法”。此法来自于成化七年漕运总督滕昭的提议，即免除农民的运粮，由军队直接到各县运输，但需要征收额外费。

怎么说呢，这个办法的立意或许是好的，但和古今中外无数法案一样，歪嘴和尚总能把经念得没人可以听懂，完全偏离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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